周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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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饲草供给不足，严重制约我国草食畜牧业发展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饲草产业发展提出要求，“建设优质节水高产稳产饲草料生产基地，加快苜蓿等草产业发展”“大力发展青贮饲料，加快推进秸秆养畜”“深入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，合理利用草地资源，推进划区轮牧”。
饲草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粮经饲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，也是“大农业观”“大食物观”的重要内涵。近十多年来，我国居民对牛羊肉和奶类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，但国内生产发展相对滞后，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饲草特别是优质饲草供给不足。据农业农村部初步测算，要确保牛羊肉和奶源自给率的目标，对优质饲草的需求总量将超过1.2亿吨，尚有近5000万吨的缺口。而根据去年发布的《“十四五”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》，如果不大力发展饲草，到2025年，牛羊养殖对优质饲草需求的缺口将会达到6600万吨以上。
为加快发展饲草产业，2015年以来我国开始推行粮改饲政策，重点是把原来的籽粒利用向全株利用转变。粮改饲主要引导种植全株青贮玉米，同时也因地制宜，在适合种优质牧草的地区推广牧草，将单纯的粮仓变为“粮仓+奶罐+肉库”，将粮食、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调整为粮食、经济、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。2021年，粮改饲完成面积2000万亩以上，收储优质饲草5500万吨，牛羊养殖减用玉米和豆粕720万吨，相当于减少了2600万亩的玉米、大豆种植需求，节约耕地600万亩，实现了化草为粮的效果。
然而，推动饲草产业加快发展，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土地问题。因为不管是“种粮”还是“种草”，都需要占用土地。在保障粮食生产用地的前提下，如何平衡好“种粮”和“种草”的关系，合理调整种植结构？
事实上，“种粮”或是“种草”看似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选择，但在维护粮食安全方面可以起到相互支撑的作用。谷物、大豆是动物的饲料粮也是人类的口粮，还是现代人爱吃的肉蛋奶的原料。当前，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压力在饲料粮上，促进饲料粮减量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增加饲草供应，减少牛羊养殖精饲料用量。2021年，我国进口2835万吨玉米和9651万吨大豆，其中大部分用作饲料粮。目前，我国饲料原料以谷物、大豆为主，二者综合饲用占比超过了50%。但是世界上畜牧业发达的国家，谷物占据动物饲料比例并不高，如新西兰动物饲料近100%来自饲草，美国大约占到60%以上。因此，加快发展饲草产业，减少牛羊养殖消耗精饲料用量，可以实现化草为粮的效果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。
认识“种粮”还是“种草”的问题，还应该在“大食物观”之下考量。“大食物观”是我国粮食安全观念的战略性转变，“大食物观”就是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，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。长期以来，中国老百姓的食物80%来自主粮，但如今这一现象正发生根本性转变，百姓餐桌上的主食变得越来越不“主”，副食越来越不“副”。统计数据显示，现在每人每天的口粮是387克，比40年前下降了40%，而肉、蛋、奶、水产品这些动物产品的消费，每天每人是210多克，比40年前多了4倍。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，未来对肉蛋奶的需求量会更大。因此，从未来畜牧业发展的角度看，粮食谷物和草是同等重要的，“种草”就等于“种粮”。
甚至从营养价值、土地产出等角度来看，“种草”的效益大于“种粮”。用玉米或者谷物粮食来喂牛羊，相当于只利用了植物的籽实部分，牧草喂养牲畜则可以实现对植物的全株利用。研究表明，同样的水土资源，如果生产优质饲草，可收获能量比谷物多3倍-5倍，蛋白质比谷物多4倍-8倍。比如玉米亩产在400公斤到500多公斤，如果用来生产饲草，亩产可以达到 800公斤到1000公斤。从营养价值看，一亩地用来种大豆可以产100公斤蛋白质，而如果用来种苜蓿，却可以产200公斤蛋白质。显然，“种草”生产效率要高于“种粮”，因此未来我们应加快从原来传统的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农业转变。
虽然从畜牧业发展的角度看，“种草”在一定程度上等于“种粮”。但土地资源有限，种了粮就不能种草，种了草就不能种粮，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。“种草”和“种粮”实质上还是存在争地问题。统筹好“种粮”和“种草”的关系，拓展饲草种植空间，应当瞄准盐碱地、农闲田、低产田、草山草坡等土地资源。现在我国南方15省区约有草山草坡6亿多亩，其中30%轻度利用、40%未利用；农闲田将近2亿亩，利用率仅13%；近1.5亿亩盐碱地具有开发利用的潜力。若能将这些土地资源善加利用，同时积极推动复合种植、粮草轮作、混播套种等较为成熟的技术和模式，可以有效提升饲草产量，加快补足饲草产业发展短板。
我国饲草产业整体起步较晚，在规模化、机械化、专业化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，也缺乏健全配套的政策保障体系支持。未来，我们应该站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，加快建设现代饲草产业，促进草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，提升牛羊肉和奶类供给保障能力，稳稳托住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幸福”。
（文章来源：金融时报）
